比尔.盖茨：什么是乐观？ 

比尔.盖茨每年底都会记下当年最容易被大众忽略的好事。对于 2014，他列出的好事包括：连续 42 年，儿童死亡率下降；年新增艾滋病感染后接受治疗人数，超过年新增艾滋病感染人数；轮状病毒疫苗被更多孩子使用；新结核病治疗方案获得突破；尼日利亚对小儿麻痹症的抗争帮他们抗击了伊波拉病毒。以下公开资料，来自盖茨和其夫人梅琳达去年在斯坦福的演讲，有关科技创新最终为什么服务，以及为什么我们要乐观。

能受邀到斯坦福做毕业演讲，对任何人都是件令人激动的事，我们尤其如此。斯坦福是个盛产天才的地方，这所学校发生了很多了不起的事，但如果要我和梅琳达概括，我们最爱斯坦福的一点，是“乐观”。

这里有浓郁氛围，让人觉得创新能解决所有问题。也正是这种信念，让我在 1975 年离开波士顿郊外那所大学，并永远辍学。我相信，神奇的计算机和软件会帮助各地人，让世界更美好，从那时到现在已经过去 40 年，我和梅琳达结婚也已经 20 年，我们比以往更乐观，今天我们想与你分享我们学到的，你我的乐观将如何帮助他人。

我和 Paul Allen 创建微软时，想把计算机和软件的力量带给人们。当时，只有大公司才买得起计算机，我们希望让普通人也能使用这份力量，使计算机民主化，到 1990 年代底，我们看到个人计算机对人的巨大效用，但这种成功，产生了新的困境。

如果富家子弟能使用计算机，而穷人不能，这种技术将加剧不平等，这与我们的核心信念相抵触，因次我们努力缩小差距。我把它当作微软首要任务，梅琳达和我将它作为基金会早期的首要目标，为公众图书馆捐献个人电脑，让每个人都有机会使用。

1997 年时，“数字鸿沟”引起我的关注，我首次去南非出差，住在南非最富裕的一户家中，当时距 Nelson Mandela 上台只有三年，种族隔离刚刚终结，我同主人共进晚餐，主人用红铃唤来管家，餐后女人会和男人分开，男人们开始抽雪茄，我心想，幸好我读过简·奥斯汀的书，不然我都不知道发生了什么。

第二天，我到索韦托，约翰尼斯堡西南部的贫穷小镇，也是反政府武装的大本营。从城区到小镇非常近，而入口却如此突然而刺眼，我来到一个完全不同的世界。索韦托之行，让我在很早就意识到自己的无知，微软向那里的一个社区中心捐赠计算机和软件，和我们在美国做的一样，但我很快明白，这里不是美国。

我见过关于贫穷的统计，但从未亲眼目睹贫穷，那里的人住在瓦楞铁皮屋里，没有电，没有水，没有厕所，大多数人不穿鞋，在街上赤足行走，不过，那里没有街道，只有布满车印的泥路。

社区中心没有持续电力供应设施，他们安装了一根延长线，从社区中心链接到 200 米以外的柴油发电机上，看到装置后，我明白：一旦记者离开，发电机会被挪到更需要的地方，使用社区中心的人会离开这里，为不能被电脑解决的问题担忧。

当我对媒体说出事先准备好的发言稿时，我说：“索韦托是个里程碑，我们正面临的重大决定是，科技是否让发展中国家落后，也就是要缩小数字鸿沟的问题。”但当我读出这些词，我却发现它们关系其实不大。

当时我没说的话是：我们并没注意到一个事实，这块土地上，每年约有 50 万人死于疟疾。在我前去索韦托前，我自以为理解世界的问题，但我却对诸多最重要的视而不见，我如此震惊于所见，并因此扪心自问：我还会相信创新能解决世界上最棘手的事吗？我对自己保证，在重回非洲前，会找到更多让人们贫困的原因。

这些年来，梅琳达和我发现了更多贫困者的当务之需。此后一次南非出行中，我来到一家医院，探访 MDR-TB （抗药性结核病）患者，或叫耐多药结核病，一种治愈率不到 50% 的疾病。

我还记得这家医院，一个绝望之地，巨大的开阔式病房中，无数病人拖着脚步，穿着长衣，戴着口罩，有一层楼专为儿童开设，包括一些床上的婴儿，这有一家很小的学校，让适龄儿童学习，而很多孩子却撑不到那个时候，院方也不知道坚持运营学校是否值得。

我同一位 30 多岁的病人聊过，她曾是结核病医院一名职工，因咳嗽病倒。她看了医生，医生说她患上耐多药结核病，此后她被查出艾滋病，她活不了多久了，而很多耐多药结核病患者正等着她床位，这是一个有着排队表的地狱。但见到地狱，不会减少我的乐观，它指引乐观。

离开时，我坐进车里，告诉医生我们的身份，我知道耐多药结核病很难治，但我们必须为这些人做些什么。实际上今年，我们进入了新结核药物研发的第三个阶段，对那些病人，他们不需再为 18 个月 50% 的治愈率花费 2000 美金，只需为 6 个月 80% 的治愈率花费不到 100 美金。乐观常被视作为错误的希望，但错误的绝望也存在着，这就是当我们说我们无法击败贫困和疾病时的这种态度，实际上，我们当然能。

（梅琳达）：比尔造访结核病后给我打了电话，一般来说，如果是国际旅行，我们会核对当天行程，但这通电话不一样，比尔说：“梅琳达，我到了从未去过的地方。”之后，他哽咽了，说不下去，最后他只说了句：“回家再告诉你吧。”

我知道他在经历着什么，因为当你见到毫无希望的人时，它会让你悲痛，但如果你想做得更多，你就得见到最糟糕的真相。我也经历过这样的时日。

大约十年前，我和一群朋友到印度，在那最后一天，我见了一群妓女。我想和她们谈谈她们面对的艾滋病的危险，但她们想告诉我的是她们的污点，这里很多妇女被丈夫遗弃，这就是为何她们开始卖淫，她们想养活自己孩子，她们在社会眼中如此卑微，以至可能会被任何人强暴，甚至警察，但没人关心这些。

与她们谈生活对我触动极深，但我印象最深的是，她们多想触碰他人，这种身体接触从某种程度上证明她们的价值，因此，在我离开前，我们手拉手拍了照片。

那天晚些时候，我来到一个印度的弥留者之家，我走入屋内，见到无数排病床，每个病床都有人照料，除了角落里那个。这名病人是一位 30 多岁的女性，我记得她的眼睛，硕大、棕色，流露悲痛，她如此瘦弱，徘徊在死亡边缘，她的内脏什么也盛不下，护士门于是在床下放了一个盆，在床中弄出一个洞，她身体内的一切就直接倾入下面盆中。

我看得出她患有艾滋病。艾滋病声名狼藉，尤其对女性，其惩罚就是流落一人，当我到她的床边时，突然感到完全无助，我什么也帮不了她。我知道我救不了她，但我不想让她孤独，因此，我跪在她身边，伸出手，她摸索到我的手，紧紧握住，不肯放开。我不会说她的语言，也不知道该说什么，最后只说了一句，“会没事的，这不是你的错。”

陪她一段时间后，她开始指着屋顶，很明显，她想上去看看，我意识到太阳要落山了，她想到屋顶上看日落，房间里的护士十分忙碌，我和他们说：“能把她抬到屋顶吗？”他们说：“不行，我们还得发放药物。”

最后，我把这位女士抱了起来，她已经瘦骨如柴，我带她来到屋顶，找来一个破旧不堪的塑料凳，把凳子放下，让她坐下，在她腿上搭了条毯子，她朝西面坐好，面向落日。我告诉护士们她在上面，让她们晚上日落后把她搬下来，然后我不得不离开。

面对这位女士的离去，我感到完全无能为力。而有时，正是这些你无法帮助的人，给你的启迪最深刻，我知道早晨见到的这些妓女，可能会成为晚上抬着的这名女士，除非我们能找到对抗羁绊她们一生“污点”的方式。

过去十年，我们基金会帮助性工作者，建立互助团体，让她们互相激励大胆说出话，要求安全性行为，让客户带上安全套，她们无畏的努力保持了性工作者的低艾滋病感染率，很多研究表明，关于艾滋病为何未在印度大规模爆发，这是一个重要原因，而当这些性工作者聚集一起阻止艾滋病传染时，某些意料之外的事情发生了。

她们组建的社区，成了一切的平台，强奸、抢劫她们的警察和其他人，不再无法无天，这些女性建立起互相鼓励节省的系统，有了这些钱，她们可以离开性行业，这都是社会眼中最下等的人所做出的。

所以乐观于我而言，不是消极地期待事情变好，在我看来，这是一种信念，相信我们能做得更好，因此无论我们目睹多少痛苦，无论多糟糕，我们能伸出援手，如果我们不失去希望，如果我们不转头而去。

（比尔.盖茨）：梅琳达和我，都讲诉了灾难性的场景，但我们还是要尽量强调乐观的力量，即使在绝境之中，乐观会加速创新，产生新的避免痛苦的方法，但如果你从未看过遭受痛苦的人，你的乐观不会有用。你永不会改变世界。

这让我想到我眼中的一个悖论。现代世界是创新不断的源头，斯坦福坐落于它的核心，创立新公司，有思想的学校，硕果累累的教授，富有灵感的艺术文化，神奇药物，还有优秀毕业生，无论你是收获新发现的科学家，还是在深沟中理解社会最边缘人的需求，你都在为人类见相互协助做出惊人的突破。

但与此同时，如果你问全美国人，未来会比过去更好吗？大多数会说“不”，他们认为创新不会使世界对孩子或自己更好，那么，究竟谁是对的呢？是那些说创新产生新机遇，让世界更好的；还是目睹不平衡趋势，及机遇减少且不指望创新带来改变的？

在我看来，悲观者错了，但他们不疯狂，如果创新完全由市场驱使，如果不关注巨大的不平等，那么我们催生出的惊人发明，将让世界分化得更剧烈，我们无法改善公立学校，无法治愈疟疾，无法终结贫困，不会做出发明，让贫困农民在变化气候中种出食物。

如果我们的乐观并未指出问题，那么我们的乐观需要同情心，如果同情心引导乐观，我们会看到贫困、疾病与破败的学校，我们会以创新作答，让悲观者惊讶。

在下一代中，你们这些斯坦福的毕业生，会引领新一波创新的浪潮，你们要解决什么问题？如果你们的世界很宽，就会创造出我们理想的未来，如果你们世界很窄，则会造出悲观者恐惧的未来。

我从索韦托开始学到，如果我们想让乐观关系于所有人，赋予各地人以权利，我们需要看到最有需求的人的生活。

如果我们有乐观，却没同情心，那么掌握多少科学奥秘都没用，因为我们不是在解决问题，而只是在解谜。我想，你们大多数人的视野比我当时更宽广，在这方面，你们可以比我做得更好，如果你们能全身心投身于此，我们对此迫不及待。

（梅琳达）：让你们的心为之而碎，这会改变你们处理乐观的方式。在一次去南亚的旅行中，我见到一名穷困潦倒的印度妇女，她有两个孩子，求我把孩子带走，当我请求她原谅时，她说，那么请至少带走一个吧。

另一次去洛杉矶南部，我见到一群穷困社区来的学生，一个年轻女孩对我说，你是否觉得我们就是那群孩子？父母逃避责任，我们只是残羹剩饭。这些女性令我心碎。

当我对自己承认，这可能是我，同情心就更甚，我与旅途中遇到的母亲对话时发现，我们想给予孩子的没什么不同，唯一差别在，我们将其给予孩子的能力。那么，差距何在？

比尔与我同孩子在餐桌上讨论过这些，比尔工作很努力，他冒过风险，为成功做出牺牲，但是还有一个他成功的很重要的因素，那就是运气，完完全全的运气。

你在何时出生，你的父母是谁？你在哪里长大？没有谁值得这些事，这些事务被赋予我们，因此，当我们剥去运气和优待，并思量如果没它们，我们会如何？这个人就会更容易看到贫穷者，并说这可能会是我，这就是同情心。

同情心抹平障碍，为乐观敞开新的大门，这就是我们想和你们说的，当你们离开斯坦福，带着你们的天分、乐观及同情心，改变这个世界，让千百万人为之乐观。你不需要着急，你还要开创事业，付清债款，找到并结下合适的另一半，现在做这些就足够，但在你的生命之中，可能你自己并未计划过，你会看到让你心碎的苦楚，而当这发生时，不要掩面而去，就在这一刻，改变孕育发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