积极的和平国家 21
世纪日本的国家战略

神谷万丈 （防卫大学校教授）

 

2013 年 12 月 17 日，内阁会议决定了日本第一份《国家安全保障战略》和新的《防卫计划大纲》 “以国际协调主义为基础的，将和平主义”定位为日本今后的外交・安全保障政策基本理念。

在海外视点来看，有不少人对于安倍晋三首相提倡的“积极的和平主义”（自 9 月 26 日首相在联合国总会的演说中初次提到）认为突兀而难明真意。实际上，“积极的和平主义”这种想法，并非安倍首相的原创。自冷战结束以来，日本的外交・安全保障共同体中的一部分人员，一直都在诉求必须将日本战后和平主义从“消极的”转换为“积极的”。我也是其中之一。那并不意味着是要丢弃战后的和平主义，而是在维持其长处的基础上，随着日本国力增强和冷战后国际局势变化而修正其短处。

第二次世界大战的记忆，日本对于在战争中行为的自责之念，已经令战后日本人产生了日本成为决不再染指侵略战争的“和平国家”的决心，这是日本战后和平主义的原点。但是，日本的战后和平主义，包含了两种消极性。第一种是缺乏“为了和平而行动的想法”（第一种消极性），第二点，是缺乏“为了和平而动用军事力的想法”（第二种消极性）。

首先，战后日本的和平主义，缺乏日本自身为了和平而有所行动的想法。对于刚刚战败的日本人来说，和平国家就是为了否定军国主义的概念。人们理解的成为和平国家，就是决不再为了国家的野心而滥用武力，不充当和平破坏者。人们认为，贯彻执行狭义的自卫而最小限度使用武力的方针，就是新生日本对世界和平的最大贡献。但是，对于和平国家，国际社会总归会要求它不仅仅是做出自己不破坏和平这样的消极性贡献，而是要做出进一步的贡献。那就是为了和平而积极行动的想法。

第二，战后日本的和平主义，在构筑和维持和平上，军事力有着不可或缺的作用。日本缺乏一种认识，就是拥戴和平的国家有时候也需要表明“使用”军事力的意思。因为蛮勇的战争而经历了败战和被美军占领的日本人，对于国策手段之军事力的有效性和正当性抱有强烈的不信任感，这种想法与日本在外交・安全保障政策上尽量减少对军事手段的依存是一脉相承的。为此，日本在国际关系中极力与武力政治一面保持距离，对于参与自国领域之外的纷争也仅限于非军事领域。正如波斯顿大学的托马斯巴格副教授所指出的，战后日本的和平主义，基本接近于“反军事主义”。

但是，从现实来说，没有力量为基础来支撑的和平和秩序是不可能存在的。军事力具有两面性，可以成为破坏和平的道具，但也是保护和平所不可或缺的。在此常识之上，国际社会对于已成为经济大国的日本，要求做出不排除派遣自卫队那样与其他国家同等的包括军事面的贡献，这都是为了和平的正当的国际活动。

战后日本，维持着成为经济大国但不当军事大国的决心，这足可向世界引以为傲。但是，在冷战后的新的国家环境之下，大国日本的和平主义，必须克服之前所提的两个消极性而重生。那正是“积极的和平主义”的根源思想。具体来说，日本除了积极为国际和平做贡献（第一种积极性），还要提倡恢复以和平为目标的军事力作用（第二种积极性）。

其中，第一种积极性，可以说在冷战结束后的 24 年里已经有了显著进步，那是在冷战刚终结时发生的湾岸危机时突然展现的。日本为了解决这个危机，提供了 130 亿美金的巨款，但基本没有提供人员贡献，其结果被国际上批判为除了出钱什么也不干。受此冲击，日本突然盛行起摸索包括自卫队海外派遣的以世界和平为目标的日本主动性作用（即国际贡献）。

为了国际和平而活用自卫队，当初在日本国民中对此有很强的犹豫感。那是因为担心引起东亚诸国对日本的警戒。实际上，自卫队在柬埔寨和东帝汶等世界各地的工作，受到了国际社会和当地住民的高度评价。其结果是对于日本派遣自卫队到海外参加联合国PKO 以及国际人道救援活动问题，日本国民迅速显示了支持。

但是，这里的重点是，湾岸战争的冲击并没有使战后日本人反军事的情绪有很大变化。湾岸战争后的日本人，虽然对于日本加强国际贡献而派遣自卫队到海外参加 PKO 及灾害救援等活动表达了同意，但同时，国民近乎神经质地希望这些活动与动用武力、参加战斗这些事情有严密的分界线。

在此期间，并非日本人的反军事态度毫无修正，随着目睹北朝鲜核武器和导弹威胁之增强，以及近年来中国所增强的自我主张、钓鱼岛周遭的挑衅性行为，日本人也开始理解到过份的反军事情绪会给国家安全带来危险。其结果是，日本人对于安全保障的想法，比起以前有显著的“普通化”。日本人对于以日本自身安全为目标的军事力作用，有了相当程度的认识。

但是， “日本领域之外的以国际和平为目标的军事力作用”对于的认识，并没有发生相应的变化。日本人依然在继续逃避直面“以和平为目标的军事力作用”，其结果是，要求自卫队的国际和平活动极力与“军事”保持距离。

综上所述，在冷战后 24 年内，日本战后和平主义对于“第一种消极性”的克服有了显著的进展，但“第二种消极性”依然未得到克服，日本人并未十分认识到为了和平的军事力的作用。这一点上，必须进一步推进日本人的意识改革。从仅仅将焦点放在不破坏和平的被动性和平主义，改变为能够肯定包括动员自卫队这样合理的行动，创造和维持和平的和平主义。这正是包括我在内的“积极的和平主义”提倡者们的主张。（将日本战后的和平主义的消极性分为两种类而论述的，是我的原创说法。）

这次，在日本的《国家安全保障战略》 《防卫计划大纲》和里所提的“积极的和平主义”，可以解读为安倍首相希望在自己当政时推进这“第二种积极化”。

那么到目前为止，日本队与“积极的和平主义”是以什么具体形式来提倡的呢？下面刊登的是我以此为题而在 2009 年初发表的论文。从执笔至今已经近 5 年过去，记述上有些地方已经过时了，但从整体来说还是能供海外的读者参考吧。

21世纪日本的国家目标、 世纪日本的国家战略，21应该是怎样的？　这个问题的根干，在于如何设定日本的国家目标。战后日本，力争①在冷战时期以美日同盟为主轴的安全保障，②在美国协调下实现经济复兴，③对第二次世界大战的战后处理。②和③在 1970 年代初期基本完成了，而①在冷战结束后，失去了原本作为国家目标的意味。在这样的趋势中，日本从四分之一个世纪前开始，就有人持续谈到失去国家目标问题以及新目标设定的必要问题。

1990 年代中期，小泽一郎、武村正义、桥本龙太郎这些首相候补者，曾有过陆续提案国家目标发言的时期。但是，到今天为止，尚没有理论家提出能够让大多数国民产生共鸣的国家目标。

那么作为 21 世界的日本国家目标，究竟应该是怎样的呢？要谈到国家的目标，按照近年来脍炙人口的语言，该说是让日本的“面孔”明晰起来。但是，用“虽然小但是闪闪发光之国”这种充满了日本人一厢情愿的表述是不够的。我们需要的是这样一种实现日本人愿望的姿势 ：正确认识到日本在国内外直面怎样的情况，以及时代趋势将流向何方。

那么，从今往后的日本应该有怎样的面孔呢？关于这一点，战后 63 年了，日本人的愿望依然可以说集中在“和平国家”这一个词汇上。但是，在国家社会对于和平国家・日本的评价上，却始终有保留。贯彻事不过三，不再成为和平破坏者的决心，是否作为和平国家就已经足够？没有为和平而行动的意思可以吗？对于这些问题，日本人并未给出令人满意的答案。日本所需要的，是持续作为和平国家的愿望，与此同时对于这些问题能够给出和谐答案的新的国家形象。

对于这样新的国家形象，我想提倡“积极的和平国家”。就是绝不为了国家的野心而动用武力，但不排除为创造和维持国际社会的和平而在军事面能够采取相应行动的国家。积极的和平国家 日本，　①不以军事大国为志向，在时代变化中，极力坚持战后军事力的各种自我抑制，②为自卫与和平的国

际性共同行动以外尽量不使用武力，但③为了自卫而整备必要的军事力，并且积极实施与其他国家的协力，④在为了和平的国家共同行动中，主动承担军事和非军事这两方面的与国力相应的责任──这就是追求“积极的和平主义”的理念。

积极的和平主义这种想法，实际上并不是我的独创。读者是否还记得在本刊的 2008 年夏季号上，日本国际论坛的伊藤宪一理事长的论文《不战时代的到来和积极的和平主义》。在所有的战争都被视为违法的如今，参加对引发战争者的国际性制裁是所有国家的职责，日本的和平主义，正是必须主张允许参加这些活动。

在这篇论文中，伊藤理事长提到日本国际论坛最近成立了“国家战略研究会”，该理事长也是研究会的会长，我是主审。我们认为，日本的和平主义必须从历来的发誓“不再第三次成为和平破坏者”这样消极的，变更为主动为国际和平而采取行动的。在这个意义上来说，我这篇文章有着伊藤论文的续篇性质。

我相信，积极的和平国家，21 世界的日本的国家战略根本理念，是能体现日本的面孔的概念。积极的和平主义理念，将表明日本为世界秩序的安定而担负责任的决心。也就是说，日本的国家战略，具有超越追求自身利益之上的意味，世界秩序的安定化，对于在战后一向受到这种秩序的益处的日本来说非常好。积极的和平国家的理念，与自由、民主主义、人权、繁荣和环境这些战后日本所重视的各种价值的融合也非常重要。

日本所处的“大环境 ”

但是，“积极的和平国家”这样一种国家形象，是否在 21 世纪日本所处的国内外大环境之下适合呢？下面讨论一下。

积极的和平国家这种国家形象，适合于发生过 911 事件的世界大环境，为什么这样说，因为全世界都已经将战争违法化作为大势所趋，近年来，和平与军事力的革命性思维转换也在进行。

和平所受到的威胁，历来都是国家与国家的战争为中心，但是伴随着1928 年的不战条约以来的趋势，以国益为目的的由国家发起的传统意义上的正当战争，理论上已经不可能存在。也就是伊藤理事长所说的“不战时代的到来”。其结果是，军事力成为针对开展违法战争的国家的制裁手段（为了和平而使用武力） 因而有着重要意义。针对这些活动的日本应付出贡献，以“战争还是和平”来反对就太落后于时代了。

但是，从全球化发展和科技进步来说，有另一种与战争截然不同的新型威胁浮上水面。911 恐怖事件，展示了基地组织那样非国家主体也拥有了动摇世界秩序的能力。如果他们拥有大量破坏性武器和导弹，那么世界就会陷入危机。为此，国际社会对于恐怖犯罪、大量破坏性武器扩散以及导弹扩散这样的威胁，已经认作比战争威胁更需要重视。在这样的趋势之中，因为内战型纷争而令政府机能陷入瘫痪的破碎国家，就容易成为恐怖分子的根基，这一点必须严肃对待。尤其是先进国家在纷争地所执行的“创造和平”国际性共同活动，作为维持世界秩序的“与恐怖主义战斗”的一环，从国家利益出发也是必不可少的活动。

可是，构建这些和平活动之中的军事力作用，与历来的战争时完全不同。从前的军队是以战斗为主要目的，但为构建和平的军队的主要目的，却不是战斗。他们为了治安恢复、人道救援、复兴开发协力这一类活动而前往分争地，去担任从传统意义上来说不是军方担任的职责，从而创造和平。同时，这些纷争的根基是民族对立、宗教对立和贫困这些问题，在采取军事措施的同时，有必要活用政府开发援助（ODA）等，开展经济开发和教育这些非军事措施。在这里，“战争还是和平”这种想法也是落后于时代的。

在发生了 911 事件的国际社会上，将这些活动视作先进国家的责任的想法，比起从前来说是增强了。欧洲诸国和加拿大忍耐着牺牲而持续出兵阿富汗正是出于这样的理由。而世界对于在这些活动中没有日本的身姿而感到焦虑。最近访问日本的欧洲社会党团体，对我强调日本应该改正宪法，积极开展自卫队的和平贡献活动。

积极的和平国家这样一种国家姿态，能够顺应世界和平和军事力责任的大流，能够正面回应国际社会对日本的要求和期待。

利国的全球化展开

但是，要让国民支持这样一种积极的和平国家形象，就需要让国民明白对于国民幸福来说，这是促进整体国益的。

从这个观点来说，首先应该认识到的是，日本的国益正在国际化，并受到各种威胁。比如，维持自由主义的世界经济体制，确保资源的进口来源，对于岛国日本的繁荣是必不可少的。还有，从中东到印度洋、南支那海而到日本的海洋线，可谓日本的生命线，但在阿拉伯海和印度近海持续发生海贼

危害。更有近年来世界发生的地球环境问题。日本从曾经经历过的公害经验，对应环境问题，可处于主导世界的位置。

日本的国家战略，必须面对这一切现实。最近，有一部分国民认为，日本可以不出名不醒目却很安静很富有地生活下去，但是，当日本的国益已经与全球接轨，日本人如果要维持现在这样的繁荣，就必须拥有全球性视野的国家战略。接下来我会提到，日本不可能独自完成全球化战略，而是需要国际上的支持，为此，日本必须让别国看来是值得协力的国家。对国际和平贡献不够这样一种国家形象，在此意义上来说是很不利的。成为积极的和平国家的志向，在这一点上可以说直接影响到日本的口碑改善。

残留的传统威胁

在 21 世纪的世界，除了新的威胁正在抬头以外，传统的国家军事力威胁也并未消灭。尤其是日本周边，有着北朝鲜和中国这样一直重视军事力的国家。对于日本来说，对于这些国家的防卫和抑制，依然是重要的课题。

从这点来看，积极的和平国家志向，有两层正面意义。首先，不必犹豫于为了自卫而整备必要的能力并且与他国协力，这是针对他国军事威胁而直接增强了日本的安全。第二，经济大国日本主动参与国家和平协力活动，也有利于强化战争违法化的规范，可以说间接降低了他国军事力朝向日本的可能性。

不透明的中国的将来形象

日本邻接拥有世界上最多人口的中国，并且直面它的抬头。我们不能懈怠对中国急速增强的军事力的警戒，并且仅此作为日本的国家战略是不够的，因为中国的动向，将在今后大大左右世界秩序的安定性。

日本是战后以美国为中心的“开放”秩序的最大受益国。但中国对于这样的秩序是希望维持还是变革？尚不透明。从历史来看，新的大国的抬头，很容易引起现状维持势力和改革势力的对决。美国希望能回避这样的对决，因此对中国高唱“有责任的相关方”论调。在美国这一类论调中，有着过大评价中国的经济机会而过小评价其军事力增强的危险性的倾向，在警戒之上，让中国感受到从目前的世界秩序中受益，引导它拥有维持秩序的志向，这对于日本是重要如生死的问题。

普林斯顿大学的 G・约翰・爱肯贝利教授曾经说过，为了让中国人认为参与目前秩序好过抵抗目前秩序，西方应一致团结展示将维持秩序的姿态，让它意识到改变现状的困难性。在西方诸国中，拥有仅次于美国的经济力的日本如果能高举积极的和平国家理念，能表明维持秩序的行动，这种团结对于给中国（一种大家将维持秩序的）印象是具有很大意义的。

经济弱体化和少子老龄化

综上所述，积极的和平国家这样一种国家形象，完全符合 21 世纪日本所处的国际大环境。但是，目前在考虑日本的国家战略时，还有一个无法忽略的国内大环境，那就是日本的国力基础问题。从 2008 年 7 月的“新前川报告”可以看到，日本的 GDP 对世界占有份额，从 1994 年的 17.9%，到 2020 年有可能降到 6 到 7%。少子老龄化在今后数十年间将不可避免地发生。

这个问题相当严重。日本作为积极的和平国家而实行全球性国家战略，就需要有国力为基础。日本国力的中心毋庸置疑是经济力，但是“新前川报告”中指出的日本“针对世界经济的构造改革已落后”“面向全球的发展缓，慢”令人无法忽视，以及“没有活用扩展的成长机会，存在感低下”，从很多数据来看，都很难否定这个报告指出的问题。

如果不能迅速对应这些问题，坚固经济的基础体力，那么发展积极的和平国家也很难成功。加强日本经济的基础体力，必不可少的是确立让女性可以生育和工作都两全的社会，最大限度活用女性的能力和劳动力。

在最近的世界性金融危机中，日本作为国家战略基础的经济力问题更显重要。需要加强与外交・安全保障的专家和经济专家的协力。

如何活用日本的软实力

不过，对于日本经济的严峻未来展望，并不成为日本可以不肩负国际责任的理由。即使日本的 GDP 份额降低到 6%，那么也与现在的德国（2006 年约6%）同样水准，比英国和法国（都是4%多）要高。拥有如此经济实力的国家，如果不为世界和平担负责任，在国际社会是说不过去的。

实际上，日本已经在经受世界舆论关于日本没有作出与国力相应的和平贡献的批判。日本目前对于国际性的和平协力活动，基本上没有派出过自卫队。尤其是陆战人员，G8 诸国和中韩等国都派出了数百甚至数千人规模的队伍，但日本只向戈兰派出了数十名人员。在非军事领域，曾经每年贡献了世界第一位一兆日元以上的 ODA，也在 2007 年以 7800 亿日元而落后于英美法德，跌至第五名，并且还有跌落趋向。受这些情况影响，近年来国际社会揶揄为“失踪的日本”，显示日本的存在感越来越低下。

哈佛大学约瑟夫・耐教授指出，当今的世界，作为国力的软实力（以魅力吸引其他人）的重要性增强了。但是对于和平贡献不足这样的批判和国际存在感的低落，都阻碍了日本吸引他国的力量。软实力，对于经济规模缩小的日本，可以提供扩充国力的新机会，为此，解决这个问题迫在眉睫。作为最低条件，就是让世界承认日本完成了与国力相应的国际责任。国际的和平国家这种国家形象，从这个意义来说也与大环境相符。日本人应该理解从战争用军队到和平用军队这样一种军事力观念的巨大变化而推进活用自卫队。此外，ODA 是日本常年经验丰富的强项领域，日本应该再次将 ODA 出资额世界第一作为目标。为此，需要每年数千亿日元的预算（政府预算的 1% 多），不算太大。在财政紧缩之中，若对于在国益上有必要的项目也一并消减，这可不是贤明的做法。

与自由主义诸国协力

综上所述，积极的和平国家，作为今后日本的国家战略之根本理念是相符合的。那么，积极的和平国家・日本的国家战略，应该按照怎样的进程实施呢？

实施国家战略的基本是自助努力。日本在安全保障上，需要不将历来的政策和法制视作绝对，而是在面向现实的危险和课题时，尽可能自力整备必要的方针和能力。比如，针对北朝鲜危险的导弹防卫和高科技兵器整备，以及加强针对中国军备增强的西南诸岛等岛屿防卫体制，有必要在积极的和平主义理念范围内进行这一切。

自卫队的部队编制，也有必要紧急调整成适合于国际和平协力的体制。但是，在少子化和经济财政严峻的情况下，为了整备新的体制，需要将设定为北方来敌、登陆侵功这样的冷战期残渣消除。无人飞机、机器人这些日本的科学技术比较先进，可以考虑在人员有限的少子化时代合理分配部队运营，重点考虑适合这种情况下装备的开发和配备。为此，有必要参加国际性的军事技术共同开发，可以重新考量至今为止成为障碍的武器出口三原则。至于专守防卫和不实施集团自卫权原则，在不明显违背和平主义理念的情况下，应对其现实性进行重新审视。

即使运用了以上方策，日本的国力也是有限的，仅靠自己的力量很难达成所有目标。日本的国家战略，不可缺少国际社会的协力。但是，国际社会是各种各样的，日本应该优先视作协力对象的，是在基本理念和价值观上一致，并共同希望维持世界秩序的美国欧洲加拿大澳大利亚等自由主义国家。这些国家是在国际和平活动中担任主导作用的国家，从这个意义来说，是积极的和平国家・日本在包括军事方面也应该进一步加深关系的对象。此外，在自由主义国家中最有力量的美国，与日本在战后有着一贯的同盟关系。进一步发展这层关系，在安全保障和经济方面都进一步得到国际上的协力，这之于日本的国益和世界秩序的安定都是有利的。这并非惯性地维持同盟或说追随美国。从日本的国益观点出发，在日本的主体国家战略中，有必要加强与美国的关系。

从这个观点来说，有必要切实实现从 2005 年到 2006 年日美 2 ＋ 2 共同战略目标共识以及为达成目标的责任、任务、能力。在日美共同战略目标里，在日本防卫和地域安全保障目标以外，还加上了作为全球化战略目标的国际和平协力活动及和平开发援助，提倡加强战略合作伙伴关系。积极的和平国家这样一个日本的国家形象，也与新的日美分工合作关系具备高度整合性。

与国际社会协力，不仅是说要走向国际化，而在亚太平洋和东北亚都是很重要的。不过，现实是这些地域的国际协调实际效果，在很大部分是由中国的意向来决定的。要构建实际有效管理纷争地区的地区框架，由于中国方面并不很积极，因此构建起来有难度。作为日本，不应过度期待地域框架机能，而是必须维持日美同盟主轴这样一贯的姿式。但同时，在各种框架中，在救灾和环境问题等各个领域，重要的是推进对中国的协力，让中国成为有建设性的成员而统合进该地区。

在 21 世纪的世界，“战争还是和平”已经不是国际安全保障上合适的提问了。针对违法行使武力，要求国际共同面对处理，内战型纷争的国际共同管理就成为新的课题，各国都被要求对这些活动付出与国力相应的贡献。此外，如果国际社会无法对应这些新课题，那么日本所希望守护的世界秩序，今后也没有维持的保障。

日本如果不担负与所享用的繁华所对应的国际责任，就会被世界所抛弃。如果不越过政治斗争、不紧急构筑以国家和国民的生存繁荣为目的的国家战略，并加强对外政策的基础的话，日本在全世界的存在感就还有可能退化。为了在实现日本国民希望今后也一直都是和平国家的愿望的同时，防止陷入日本存在感低落的困境，积极的和平主义理念就具有了巨大的意义。在经济不景气和政治混沌之中，国民和政治家都容易变得眼光只看日本国内，但正是在这种时刻，我才要强调这个论调而完成了这篇稿件。

［译自《读卖季刊 》2009 年冬季刊，本文经读卖新闻社同意翻译转载。］

神谷万丈

1961 年出生，1985 年毕业于东京大学教养学部，1992 年美国哥伦比亚大学研究生院博士课程中退，防卫大学校助手。2004 年始任该校教授至今。国家安全保证学会理事。专攻国际政治学、安全保障论。共著有《最新版安全保障学入门》（亚纪书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