话说微信上各种雾霾的段子,陈事美去年“遛狗不见狗”那个段子也被众多新段子淹没了。读段子也只是短暂的呵呵一乐,然后就是无尽的沉重。陈事美早已有言在先,治理雾霾没个二三十年是不行的。这两天就看到文章说,中国还需要30年。其实,治污先治腐,能把污染当作“国家机密”,你能指望治理好污染?到南锣鼓巷又怎样,无非是告诉你们,大家要“习以为常”。在这个“暗无天日”的国家,大家只能这样陪葬。本报集中整理了多篇文章,让我们学习一下日本的经验。别总是对日本“一腔怒火”,什么抵制日货,什么保卫钓鱼岛,先保卫自己的肺吧!先保证自己十年后不得肺癌!自己的肺都保卫不好,你还有心思去保卫那个小岛?你丫纯属没心没肺!!!
中国的现状与上世纪五六十年代的日本颇为相似。当时是日本经济的腾飞期,但环境污染非常严重。
东京、大阪等大城市由于长年的空气污染,被称为“烟都”。而在工厂集中的工业地区则集中暴发了各种公害病。熊本县的水俣(yǔ,音同雨)病、新潟县的第二水俣病、四日市哮喘病和富山县痛痛病都在这一时期出现,并称为“日本四大公害病”。公害病直接导致数千人死亡,健康受到影响的人则不计其数。因此,日本列岛当时一度被称为“公害列岛”。
四大公害病的诉讼,成为了日本环保史的转折点。漫长而艰巨的诉讼过程,引发了日益高涨的民间舆论和席卷日本全国的“反公害”市民运动,并推动了日本行政、司法和立法领域的改革。
“如果企业违反了法律规定,就会强制该工厂停止运营。企业想要长久进行下去,就只能好好遵守法律。”日本环境省(相当于中国的环保部)官员在接受本报采访时说。
政府不仅对违规企业严惩,给环保的企业补贴,还在市场上推出绿色环保标志,鼓励消费者购买环保产品。而没有绿色环保标志的产品,在市场上就得不到市民的认可。日本企业则在政府和市民“两头堵”的过程中,从被动接受环保措施,到逐步把环保技术发展为企业的竞争优势。
到上世纪80年代,日本的环境问题已得到了有效控制。蓝天和绿水重新回到日本。而经过多年的环保教育和垃圾回收,日本的城市如今一尘不染,在各种全球性的宜居城市评选中也都名列前茅。
2012年7月,山清水秀的新潟县阿贺野河。这里的河水曾被昭和电工工厂排放的汞污染,造成了灾难性的新潟水俣病。经过几十年的治理,现在附近的农业用水和饮用水都是来自阿贺野河。
北九州治污的奇迹
在日本西部九州岛的最北端,坐落着一座在日本地位非常重要的工业城市,这就是福冈县北九州市。
1901年,日本在甲午战争后利用清朝赔款建设的最早的国营炼钢厂“八幡制铁所”在这里投产。二战前,其钢铁生产量占日本全国一半以上。此后,北九州市成长为日本四大工业地带之一。
但随着工业的大发展,严重的环境污染问题也随之而来。黑烟遮天蔽日,人们在室外待上五分钟,就会灰头土脸。
幸运的是,在政府和民间力量的共同努力下,北九州市在短短20多年时间里创造了环境再生的奇迹。如今的北九州市满眼绿色,碧水蓝天,看不到黑烟,更感受不到粉尘,成为日本的环境模范城市。
城市海湾曾变成“死海”
在“北九州产业技术保存继承中心”,工作人员向本报记者展示了上世纪五六十年代当地学校的一段落水管。可以看到,粉尘已经凝固成水泥块状,将落水管完全堵死,如今仍牢牢地黏结在落水管上。可想而知,当年的居民是呼吸着怎样的空气。
但是在那个高速增长的时代,面对如此恶劣的环境,人们起初仍坦然视之。据东京财团研究员染野宪治介绍,在上世纪50年代,大烟筒和黑烟被视为发展与繁荣的象征。1961年大阪一家出版社出版的《小学社会》教科书中,有一篇《被浓烟包围的八幡》写道:“看到被染得通红的似乎正在燃烧的高炉,大家都觉得生机勃勃。这就是被称为铁都的八幡。”
然而,随着大气污染越来越严重,当地不得不一度暂时关闭小学。市内的洞海湾受到严重污染,停泊在那里的船只的螺旋桨都被腐蚀,连大肠杆菌都不能存活,被称为“死海”。洞海湾附近的城山地区,1965年月降尘量最大达到108吨,是日本最为严重的工业污染地区。当地主要的河流紫川因为生活污水、工厂废水和废弃物污染而散发着恶臭,大量居民成为哮喘病患者。北九州市因此被称为“公害聚集区”。
20年治理引来百种鱼类
北九州市的严重污染促使家庭主妇们在上世纪60年代最早挺身而出,呼吁改善环境,这是由于她们每天为打扫室内卫生不胜烦恼。此后,北九州市政府也行动起来,采取了让政府、市民团体、民间企业以及大学和研究机构共同合作防止公害的体制。北九州市政府1964年开始监控大气污染,1967年与企业签署防止公害协议,1974年开始疏浚洞海湾。经过政府和民间20多年的共同努力,北九州市在上世纪80年代创造了环境再生的奇迹。
北九州的工厂通过设置终端处理设备(包括电气除尘器、脱硫设备和污水处理设备),改变燃料种类和制造方法,引进清洁生产技术,大大减少了工业污染。
据统计,1972年至1991年间,北九州市政府和民间共投入了8043亿日元资金,用于工业排水、废弃物处理、下水道、大气等的治理。北九州市生态城顾问久锅和德说,如今的洞海湾水质大大改善,已经有100多种鱼类和贝类在这里生息。
环保成经济支柱产业
北九州市现已将环保产业作为经济发展的重要支柱。位于若松区的生态城,面积达到2000公顷,是在日本政府的资助下于1998年开始投产的。如今,已经有28家环保企业入驻生态城,还有11家企业在这里进行试生产,并有16家研究机构在这里开发再生利用、无害化处理和废弃物处理等技术。
这里的环保企业都采取了最先进的生产方式。隶属于麻生集团公司的医疗废弃物回收工厂就独树一帜。这家工厂不是单纯将医疗废弃物焚烧填埋,而是回收其中的有用物资。从医院运来的医疗废弃物首先被装在塑料箱和纸箱内,随后放到传送带上运送到粉碎车间。为了避免污染,医疗废弃物连同箱子被一起粉碎,并进行高频消毒。其中的金属用磁选选出,而玻璃和碎纸、碎布、碎塑料则通过风选分离。金属和玻璃可用于生产水泥,碎纸和碎布则制成燃料颗粒,作为水泥厂的燃料使用。
生态城顾问久锅和德指出,环保是一个产业,要想长期维持下去,就不能完全是投入而没有产出,生态城内的企业由于存在盈利,所以能够长期生存下去,也使环保工作获得良性发展。生态城还是公布环保信息和向市民普及环境知识的基地,自建成以来,已经有约100多万人到这里参观
居民运动逼迫政府
日本大气污染的最早发现与提出防治的不是当地的政府,而是受到这些大气污染侵害的当地居民。从上个世纪50年代开始各地就发生了关于大气污染的居民运动,这些居民并不是是无目的地散步,而是直接找到当地的行政部门要求关注大气污染情况,据我手头的资料,横滨的约有数百民居民到横滨市政府静坐要求行政改善大气污染的状况。1963年在四日市开始计划建设日本最大的石化精炼所,当地的大气状况已经被之前建设的石油装置搞得很差,这样四日市开始了一场以市民为主的要求停止建设石化精炼所的环境运动,最后逼迫建设方不得不放弃了建设计划。(包括之后四日市的起诉大气公害的法律诉讼)
两国对信息管理的方式完全不同
日本是民主国家,媒体自由度虽然不及美欧,但在亚洲区排名最高。最重要的是,日本政府与媒体批评之间能够形成制度性反馈,环境保护就是一例。20世纪六、七十年代,日本进入经济快速增长期,全国各地都出现了严重的环境污染事件,被称为四大公害的痛痛病、水俣病、第二水俣病、四日市病,就有三类和重金属污染有关。在培养日本国民的环境意识上,日本媒体起了积极作用。通过民众诉求、媒体批评谴责、NGO及人权律师团队的介入,日本政府意识到自身在扼制污染公害中的责任,全社会形成了防污染共识,政府最后通过立法,不仅有效防止新污染的产生,同时也使已有污染得到及时治理。
中国媒体受到政府严格控制,但在环境保护上曾有一定的报道空间,偶然遇到突发性环境灾难事件,也能抢在宣传部门介入之前进行报道。但媒体的批评基本不能引起政府政策的制度性反馈。以目前最受关注的重金属污染为例,尽管媒体报道过如下事实:污染区域集中在中国的经济发达地区,如长三角、珠三角,还有东北老工业基地,以及湖南省部分地区。国内环保组织早已做了多张中国水污染地图、粮食污染分布图、镉污染分布图,显示所有的污染都集中在这些地区。在《中国癌症村的地理分布研究》中的结论是:“据不完全统计,中国癌症村总数超过247个。”
日本国会议员们对污染的关注会影响相关立法,而中国每年的“两会”期间,都会有代表提出治理污染的问题,如2013年“两会”期间,有两会代表提过中国“带毒的GDP”问题,全国多次严重雾霾受影响人口达6亿;九成地下水遭污染;华南部分城市50%耕地遭重金属污染。但也就说说而已,对立法不产生什么作用。
与日本更不相同的是,中国政府会将污染情况当作“国家机密”,不让公众有知情权。2006-2010年间,中国政府曾耗资10亿,做了一项全国性土壤污染调查。据参与的专家称,这项调查将“中国土壤家底全摸清了”,但结果虽然有,却至今未向公众公布。据说曾有一位北京律师董正伟曾向环保部提交了申请,要求公开全国土壤污染状况调查方法和数据,但环保部却以“国家秘密”为由,拒绝了他的申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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