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伏久者飞必高,开先者谢独早。”这句话出自《菜根谭》,意思是伏藏甚久的事物,一旦显露出来,必定飞黄腾达;太早开发的事物,往往也会很快地结束。 左宗棠(1812年11月10日~1885年9月5日)作为“晚清四大名臣”之一,早年历经坎坷,屡考不中,一直隐居家中读书,四十岁才出山,以幕僚身份参与军务,多次打败太平军,而其一生功业的大部分是在六十岁后完成的,收复新疆时年近七十,真算得上是“伏久者飞必高”。左宗棠出生于一个家境贫寒的书香门第,二十岁时纳资为监生,获得了科举考试的资格,参加湖南乡试。
1832年八月,乡试完毕。湖南籍御史贺熙龄负责批阅左宗棠的试卷,他在试卷上这样写道:“文章虽好,只可惜于规定的格式不相符合,阅卷的人不能看出这里面的功夫啊!”阅卷人写出这样的批语,左宗棠的试卷自然被打入遗卷之列。所幸这一科是为道光皇帝50寿诞开的“万寿恩科”,有诏书命考官对遗卷进行复查,以防埋没了成绩优异者,以示恩宠。
这时,湖南负责试卷复查工作的副考官突然在考试院死去,便由主考官徐法绩负责复查这5000多份遗卷。徐法绩经过认真的阅读和反复比较,从中复取了6名。左宗棠名列搜遗之首,被录取为湖南第十八名举人。所以左宗棠在湖南乡试中并不顺利,尽管如此,总算跌跌撞撞地获得更高级别考试的通行证。
经过一番周折,毕竟摘取了湖南举人的桂冠,左宗棠心里自然增添了几分喜悦。回到家中,便兴冲冲地为自己张罗着迎娶新娘。可是转身一看自己眼下的情景,又感觉到了世态炎凉的不易。
在早些时候,他与湘潭县的一位周姓的姑娘订下了婚事,可是目前穷到这步田地,根本无力迎娶姑娘到左家。再观这时的风俗,别人到了这个年龄,多早已谈婚论嫁了,万般无奈之下,他决定结婚。由于无钱举办婚事,婚后也不具备独立维持生活的基本条件,左宗棠只得入赘周家,成了一个“倒插门”女婿。在那个时代,做上门女婿是被社会看不起的,不过左宗棠的岳父对他还是挺照顾的,从来没有抱怨过他的无能。
1832年的冬天,左宗棠得到亲戚的资助才得以北上,准备参加来年春天的会试。第二年(1833年)正月,到了北京。考完等待发榜之时,实在闲得无聊,他便写了一组诗:《燕台杂感》,关注新疆的局势。待会试发榜,落第南归。这对于一个渴望通过科举制度摆脱生活上的窘境、实现自己政治抱负的人来说,打击是不言而喻的。
回到湖南后,他写信给徐法绩,表示考试要讲究经世之务,就是说考试的内容要有用。不难想象,字里行间渗透着他对科举取士的愤愤不平之意。
南归后,左宗棠继续住在湘潭岳父家里,仍然想参加全国的会考,可是家境又是这样的糟糕。他听说有个“湘水校经堂”,这个学堂是由湖南巡抚吴荣光和湖南知识界名流贺熙龄倡导开办的。
学堂规定,在这里学习的书生一个季度读完一经,考试及格,一个月可得到白银8两的生活补助费,这在当地所有的学堂中是最高的。为了自己的前程,也为了家庭的生计,左宗棠选择了湘水校经堂作为苦读的场所。他在这里省吃俭用,将节省下来的钱送给家里,这样两头都能够勉强维持生活。
左宗棠生活上虽然非常艰苦,但是读书却是这里的书生中最刻苦的,加之其天资聪慧,所以在这里的考试当中,他有7次列第一名,多次受到校方的表扬。
转眼间,到了道光十五年(1835年),左宗棠23岁,再次赴北京应试,他的卷子为考官温葆深所推荐,总裁也非常欣赏,评语为:“立言有体,不蔓不支”,“第二场尤为出色”。
这应该说是很高的评价,本已取中第十五名,但到了发榜的时候,不料又发生了变故:按规定湖南籍的考生应取十四名,左宗棠名列第十五名,自然就不在录取之列,左的卷子被撤出,改录湖北的一名考生(因湖北少取了一名),左宗棠被定为“誊录”。
清朝科举全国会试“誊录”的定义是:下科仍有参加会试的资格,可以在朝中等待机会谋个缮写文书的职位,也可经他人保举做县令。左宗棠不屑于忍气吞声地干那些斯文的差事,也不屑于低三下四地去求他人谋个小小的县令,就又闷闷不乐地回湖南了。
第二次落第以后,左宗棠又回到了他在湘潭的岳父家。第二年(道光十六年,1836年),他在家中写下一副对联:“身无半亩,心忧天下;读破万卷,神交古人”,用来激励自己。
道光十七年(1837年),左宗棠为生活所迫,不得不把妻儿留在湘潭的岳父家,他自己孤身一人到醴陵渌江书院去当了一位教书的先生。1838年,左宗棠26岁,第3次去北京参加全国会试,又不幸落第了。第三次会试失败,对左宗棠又是个不小的打击。
中国有句古语:事不过三,更何况左宗棠是个饱读经书之人,他更信天命,便下决心不再参加会试,打算在家种地打发余生。左宗棠认为,科场一再受挫,自己已不再有可能沿着正途向上走,可他还发誓要在种田之余钻研经世之学。直到1852年,左宗棠已经四十岁了,第一次出山,当了湖南巡抚张亮基的幕僚,指挥对太平军的战斗,对于防守湖南大大有功。
后来张亮基调离去山东任巡抚,左宗棠回老家隐居。此时太平军连克数地,由湖北侵入湖南,面对此形势,忧于国事的左宗棠第二次出山入湖南巡抚骆秉章的幕府。
左宗棠在第二次出山后,差一点因“樊燮事件”丢了脑袋。樊燮是湖南永州镇的总兵,樊被指控私自提用军费且为数不少。咸丰九年(1859年)四月,樊燮被革职,但他不服,竟向上级衙门控告、攻击左宗棠。
后经左宗棠好友胡林翼在北京斡旋,郭嵩焘托肃顺说情,湖南巡抚骆秉章在上奏中为左宗棠辩驳,咸丰皇帝才改变了主意,左宗棠逃过了一劫。
太平军覆灭后,左宗棠又参与洋务运动,后任陕甘总督,1874年开始,镇压陕甘回变,并收复新疆,成为功勋卓著的民族英雄。
左宗棠科举考试一直不顺利,转而留意农事,遍读群书,钻研舆地、兵法,四十岁出山,而终能在六十多岁时建有奇功,可以说是大器晚成。有些人因为太早开发,不到中年便都成了平庸的人,最后不得不伤仲永。那些年轻时默默无闻的人,在岁月中不断储备实力,而终成了晚成的大器。生命之经验和宝藏的开发也是如此,就像一罐酒一样,愈陈愈香,要让它在岁月中酝酿、成熟,才会是一罐好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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