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文道：别问我中国怎么了

梁文道

不只是内地的一些朋友怀念上个世纪的80年代，就连少数香港人也都还记得那些年间的旅游经历。那时候的内地，穷是穷了点，然民风淳朴。在国营饭庄吃饭，服务是肯定不行的了，但我们也肯定，吃到嘴里的羊肉必定真的出自羊身上，喝到嘴里的酒也绝对害不死人。就连在大街上拿张地图出来认路，骑车路过的都会主动停下来帮忙，就更不必说遇到什么交通意外。万一碰上偷盗了，大伙一定得跑出来救急。那个时候要是向他们预言，未来的中国将是一个汽车会直接从倒卧马路小女孩身上碾过、麻辣锅里的油几乎全是地沟油的国度，他们会相信吗？他们可以想象得到吗？

于是，最常被用来解释这几十年巨变的祸首就是市场了。大家都说改革开放好，可改革开放也同时改掉了人心，凡事皆向钱看，让竞逐利益的市场取代了一切体系一切价值。

然而事情真是这么简单？奉行市场经济的国家和地区多矣，市场化程度远比中国要高的地方更是不缺，怎么又不见他们常出这些天良丧尽的丑闻？莫非人家的新闻纪律抓得比我们还好，负面新闻都上不了报？

今天，败坏社会的魔手终于下探到了教育系统的最基层，从小学到幼儿园，各种新闻叫人看得头昏脑涨。例如河北平山县那家幼儿园，两个小女孩中毒身亡，下手的居然是另一家幼儿园的园长。他这么做的理由，只是为了败坏“竞争对手”的声誉，好让自己的幼儿园生意大增。有不少论者把这件惨剧的责任算在市场头上，觉得这是“办园挣钱多、监管不严、兴办幼儿园成了一宗彻头彻尾的生意，为了挣钱不择手段”的后果；出路自然是要教育部门多加监管，同时提高办园者的入场门槛。

的确，幼儿园是一块政府干预最少的教育空地，多年来乱象丛生。那么小学和中学又如何？这可是政府牢牢掌握的领域，既说不上是“监管不严”，也很难用“生意”去形容，怎么还会出现海南万宁这种小学校长连同公务员跑去涉嫌奸淫六名女学生的可怕事件呢？对于这事，除了修改现行法律，很多人想到的补正办法仍然是政府监管，比如说提高教育工作者的入职要求、定时检核他们的品德和资格，以及大家都很熟悉的“加强宣传教育”。换句话说，就是要政府在它已经监管得最严实的领地里头再监管一把。

关于中国社会道德的沦丧，从这两件事可以看到一种流行的解读，那便是过度发达的市场经济大概会败坏人伦，而对治它的最佳办法则莫过于出动政府那只有形的大手。那么政府又该如何表现它的作为呢？当然就是扩大监控，“加强宣传教育”。

所谓的“加强宣传教育”，往往就是集中老师校长去听几次课，同时在他们的工作环境张贴更多的标语口号。通常的情况是每出一类事件，便会针对这些事件制作一批新的口号。就拿海南万宁的校长开房案来说好了，新的标语会不会是“严禁奸污女生”和“校长不准带学生开房”呢？

我假想出来的这些口号当然很荒谬，因为大家都会觉得“这种事还用得着宣传教育吗”？没错。但简单采取更多的监管和教育难道就不荒谬吗？你该如何设计一套教育方案使得教育工作者不会侵犯学生？又该推行一套怎么样的入场标准去确保幼儿园园长不会毒杀幼儿？

过去十多年来，骇人听闻的道德事件接踵而至，一桩比一桩严重，各种宣传教育都起到了什么作用？食品造假的情况并没有因政府的监管而改善，道德的危机也不曾因政府的介入而扭转。反过来讲，市场经济就必然会冲昏大家的脑袋，让百姓们自动变成无所不为的小人吗？纵观市场经济发展的历程，又有哪一个教育市场化程度比中国还厉害的地方，会闹出害死竞争对手的学生这种事呢？

这就是大家常常挂在嘴边的“底线”问题了。再自由的市场，再剧烈的竞争，你也不该想到下毒杀人这一招——它原本就是一个连想都不可能想得起来的手段。再细致的宣传，再周全的教育，你也不会想到要告诉老师不能强奸学生；因为强奸本来就是罪恶，又哪用得着专门宣传来叫老师不准犯罪呢？底线的失守不因市场而起，底线的维护亦不因政府而立。因为底线就是底线，有些事情你不能碰，如此简单，如此分明。

不要问我中国到底是怎么了，也不要问我该怎么办。我宁愿这一切都是一场梦，一场噩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