赵立平 / 上海交通大学教授
2001年秋季,我第一次给交大生科院的大三学生开设微生物学,使用的是国际上很流行的教材《 Brock Biology of Microorganisms》,上课也直接用英语讲。
不少同学表现优秀,其中有一位叫刘宇辰的女同学,上课总是坐在第一排,下课常常到讲台边问我问题。开学后不久,她提出要到我们实验室参加一些科研。她很用功,在实验室花的时间比有些研究生还多。她经常关注生命科学的进展,记得有一次,她兴冲冲地拿着美国科学周刊,告诉我新发现的小RNA是如何的神奇。毫无疑问,无论从那个方面评价,刘宇辰都是一个科学家的好苗子。她自己也立志要做科研,抱定了出国留学的决心。虽然我很想把她留下来做自己的学生,但还是答应她,一定在申请出国上尽力帮助她。
我给她提供了推荐信,她也申请了不少学校。不过,申请不算很顺利,到了第二年春天,还是没有什么像样的OFFER。她很着急,我也替她着急。
正在这时,左治亚大学微生物系的主任Whitman教授来我们实验室访问。我就尽量安排刘宇辰与Whitman教授多接触,也向教授介绍了刘宇辰的情况,极力推荐她。不过,那时申请的季节基本已经过去,我和刘宇辰都没敢抱太大希望。
没想到,Whitman教授回国后,很快就录取了刘宇辰,而且有全奖。原来,Whitman教授回到学校,专门去找了他们的研究生院,告诉他们自己在这次中国之行最大的收获之一就是发现了一个好学生,希望能录取。研究生院破格想了很多办法,不但录取,而且有奖学金。此事给我留下了深刻印象。
斗转星移,时间到了2013年。由于做食品与菌群互作关系的需要,我想招收一名食品科学专业的学生。而这时候,恰好有一位南昌大学的同学跟我联系,表达了想来我这里读博士的强烈愿望。他在南昌大学食品科学国家重点实验室读硕士,已经发表了一篇国际论文,应该符合免试录取的条件。
利用去南昌参加一个中医药研讨会的机会,我有当面考察了这位同学,感觉很满意。这位同学告诉我,用食品调节菌群维护健康应该是一个很有前途的方向,他在联系出国的过程中,发现国际上做得最好的实验室在上海交大,因此,如果我能录取他,他就不出国读博了。
没想到,等到该报名时,研究生院说,他不符合免试录取的条件,虽然他是在食品科学国家重点实验室做论文,但他的硕士专业是食品工程,不是国家重点学科,因此,不符合申请入学的条件。
无奈之下,只好让他参加考试。考试结束后,生物化学差2分不到录取线。对于食品科学的学生,我们的生化题目肯定是很难的。过去遇到这种情况,可以打报告破格录取,没想到现在不能做了。费了九牛二虎之力,依然没有录取,造成2014年度,我这么大的一个实验室,肠道菌群方向居然没有招到博士生。
美国的大学,教授想招一个学生,行政管理部门就会想办法帮助他办成,因为,他们相信教授的判断力。中国的大学,行政部门看到你如此努力地想招某个学生,心里的第一个念头恐怕是:你是不是要照顾关系,走后门啊?所以,各种规定严格执行,毫不松口,最后只能按照分数,貌似公平地去录取学生,结果会把什么样的人招进来是可想而知的。
“以管窥豹,可见一斑”,这就是中美大学的差别,我们成为世界一流的希望在哪里啊?
本文转载自赵立平教授的博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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